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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讨中国输液泛滥成灾 过度危害大 医院辩称“迫于生存压力”

《新闻1+1》节目导视:

  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,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。

  能吃药不打针,能打针不输液,一个医学常识为什么反而会演变为输液泛滥?

  医生:

  非常严重的(会)休克,甚至引起死亡的都有。

  解说:

  过度输液危害巨大,面对慎重输液的医学警告,医院里却是如此场景。

  患者:

  最好是输液,输液快一点。

  解说:

  “输液大国”、“抗生素大国”、“感冒药大国”,药品滥用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。

  胡皓夫:

  药品的收入占到整个医院的40%。

  黄建始:

  抗生素合理应用缺少管理、缺少监督。

  解说:

  《新闻1+1》今日关注,“请强制我们远离危险!”

  主持人 李小萌:

  欢迎来到《新闻1+1》。

  天气寒冷,感冒的人多了,像这样的画面在医院当中就是再寻常不过了,有人非常形象地把这样的场面称作是“吊瓶森林”。人们原本是在追求健康,但是可能没有意识到,这样的行为本身恰恰是在威胁着自己的健康,而且是一个长久的威胁,今天我们关注这个问题。

  (播放短片)

  字幕提示:2011年1月6日

  解说:

  这是今天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,这也是北京各大医院每天出现的场景:拥挤的人群,忙碌的医生,还有这成排的吊瓶。

  患者:

  感冒了。

  记者:

  您这是打的第几瓶了?

  患者:

  我这是打第三瓶了。

  患者1:

  第二瓶吧。

  患者2:

  第五瓶了。

  解说:

  当农历节气进入小寒这个一年中最冷的阶段,我国很多地区也同时进入了感冒和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。感冒、发烧、打吊瓶,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,在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哪家医院不是如此呢?

  患者家属:

  发烧、咳嗽,昨天打的(点滴),今天也打了,她不吃药,她不爱吃药。

  解说:

  输液,一个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习惯性选择,正在演化成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。近日,国家发改委就公布了这样一组数据。

  字幕提示:2010年12月28日新闻 晚间新闻 8瓶!输液输出“高”水平

  同期:

  去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,相当于全国人均输进了8瓶液,远远高于国际上2.5至3.3瓶的水平,这种过度用药危害着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安全。

  解说:

  每人8瓶,有媒体称,中国人几乎把输液当成了可乐喝,一个全民输液时代悄然到来,输液泛滥成灾,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,而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。

  记者:

  一般的时候你要是病了,是打针还是吃药?

  患者:

  一般是输液吧,好得快,赶紧回去上班。

  患者:

  很少感冒发烧,如果要是感冒发烧了,一般是输液,输液快一点。

  字幕提示:新闻直播间 广西南宁

  市民:

  输液快一点。

  市民:

  不影响工作,见效快一点。

  字幕提示:山东青岛

  市民:

  吃药我觉得可能几十块钱,用不了一百块钱,应该就差不多(好)了。但吃药可能用的时间要更长一些。

  记者:

  你还要上班吗?

  市民:

  明天就该上班了,所以我想赶快好,就想打个吊瓶。

  高燕 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:

  有的时候病人可能恨病用药,流感是个病毒性感染的疾病,像现在输液的话,大部分还都是抗菌素,对他(患者)根本是没有效果的。流感的病程,自然的病程就是需要三到五天,你即使输液它也是需要三到五天才能好。

  解说:

  今天,面对人均8瓶这个令人吃惊的数据,我们还有必要了解另外一个数据。“在我国,每年发生的药品不良反应,有60%左右是在静脉输液过程中发生的,这通常是因为药品直接进入了血液,缺少消化道及防御系统的屏障,再加上内毒素、PH值、渗透压等诱因导致的。”输液产生的危害应该是一个医疗常识。

  高燕:

  能口服的就不要去输液,这是一个公认的原则。我想可能还是大家一个认识的误区,出现输液反应,这个很常见,病人轻的,可以只是有一些皮疹,注射局部的疼痛。重的话可以出现一个过敏性休克,甚至经常还能有一些死亡病例的报告。

  解说:

  “输液治疗不等于好得快”,这张一人多高的海报就挂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的分诊台前。但是,无论是前来就诊的患者,还是为患者开药的医生,谁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呢?

  在中国,输液为什么会泛滥成灾?危险的背后原因又是什么呢?
 

  主持人:

  全民输液时代,像这样的总结还是少一点的好。说到这种过度输液应该是两方,医生还有病人。你觉得在这个事儿当中两方分别承担着什么样的责任?

  白岩松 评论员:

  先说这种现象。刚才就在咱们播短片的时候,你看外面的导播在耳机里都跟咱们说,他儿子为了输液要排一个小时队。说明输液不是躲的问题,而是求之不得,甚至成了某种待遇。我觉得三个原因造成的:

  第一,患者。1,患者想快,快点儿好,由于各种各样的压力导致的,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现在这么着急。2,他觉得这好,别人也打,我为什么不打呢,否则就吃亏了。

  主持人:

  高级别的待遇。

  白岩松:

  一个求快,一个求好,而且是对比当中他要这么做。

  第二,医生。1,医生第一是“被”,很多患者觉得你要不让我打点滴,你就怠慢了我,你对我不太负责任。2,由于以药养医,吊瓶可能是吃药的10倍价格,那个二三十解决了,这个要二三百,这里有利可图。

  第三,我觉得也非常重要,我们也有责任,媒体、社会及整个周边环境,对输液所产生的危害做的宣传和科普太少。

  主持人:

  岩松已经把过度输液的各种社会原因分析清楚了,我们再听听专业人士的看法,我们来连线公共卫生专家黄建始教授。黄教授,您好。

  黄建始 《健康管理》杂志主编:

  您好。

  字幕提示:电话采访《健康管理》杂志主编黄建始

  主持人:

  有一个说法,能吃药就不打针,能打针就不输液,这样的说法您同意吗?

  黄建始:

  这是对的。我们学医的人从开始就学到,能吃药不要打针,能打肌肉针不要打吊针。但是很遗憾,都出现了这样一些问题,这完全是个误导。

  主持人:

  为什么一个常识被人们忘记了呢?

  黄建始:

  至少有下面四个原因:

  第一,大家健康意识增强了,就像白老师说的,都追求短平快。

  第二,信息被误导了。因为主要是现代社会普遍都追求快,但没有认识到快不等于好。

  第三,有关职能部门在定价政策上没有尽到责任,无意间促进了输液。

  第四,大部分的医院和医生迫于生存的压力和利益的推动,不得不迎合患者不正常的要求。就像我跟一个很著名的专家谈了这个问题,我说打吊针到底好不好?他说当然不好。我说为什么还要打?他说因为我不打它,它要打我,现在我们社会的这个问题没有解决。

  主持人:

  我知道您也曾经在国外做过医生,也做过医疗方面的官员,也向您求证一个事儿。在美国输液这样的事慎重程度不亚于一个小型的手术,是不是这样,为什么要如此的谨慎?

  黄建始:

  在国外的确是不输液。比如说,我顺便说一下,我在美国做过卫生官员,但没有做过医生,我太太做过医生。在洛杉矶有很多华人,包括台湾去的华人要求输液都不给输,因为保险公司就把他卡下来了,绝对不能做这个事,这是违反科学的。

  主持人:

  好,谢谢黄教授,待会儿我们再联系。

  岩松,你看,黄教授这个观点跟你是完全一致的。像这种过度的输液,它的风险还在哪些方面存在着?

  白岩松:

  其实我刚才说到的第三点很重要,大家只是看到了快或者好,没有看到它对你的危害是什么。如果我们能把这种危害更早、更细,经常地说清楚的话,也许很多人就会拒绝它。比如说,如果要从输液角度来说,为什么在医学界提倡的是能吃药就不打针,能打针就不输液。我要再加上一句话,能少输几瓶液就别多输几瓶液。你比如说抗药性的问题,因为2002年的时候我们就做了抗生素滥用。什么叫“抗药性”呢?我相信青霉素最起作用的时候是它刚发明那段时间。

  主持人:

  是,细菌都没见过它嘛。

  白岩松:

  打一针细菌全趴下,后来打着打着细菌也在跟你搏斗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强大。可是我们现在在灭蚊子的时候,就开始用大炮打它,已经点滴了、输液了,一下把蚊子给打死了。过两天您身上出现苍蝇的时候,您动大炮已经不管用了,受危害的是你。

  第二,打点滴本身也具有一定的风险性。你比如说抗药性的问题,刚才已经讲到了,60%的不良反应是在输液过程当中出现的,而且我今天看了很多资料,死亡的病例并不少。另外,在最严格操作的情况下,输液也会导致微颗粒进入体内,慢慢地会形成血栓,对你产生的危害接二连三地出现。如果我们一、二、三、四都跟大家去说了的话,大家还会这样选择吗?

  刚才医生说了一句话也蛮好的,遇到尤其像感冒这样的病时,你什么都不吃三五天也好了,打了点滴三五天也好了,可是体内你扔进那么多炮弹去,将来苍蝇都打不了。

  主持人:

  我们为什么在心态上已经连生病都等不起了?

  白岩松:

  这其实是最痛苦的一种感觉,是,有外在的一种压力,大家的工作、岗位,各方面都来之不易。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唯一的理由,还有一个就是,大家急匆匆地在向前走,另外什么都在追求极致,你看八分饱对身体是最好的,可是我们都要吃撑了;买车家里头1.6排量足够了,非要大排量的;生活半径两三公里之内也一定要买车,攀比;上学一定要去本城市最好的这种学校,但是不一定对孩子好,因为他要在这里落后的话自信心就会遭受打击,但是大家都不会去考虑。我觉得,的确,很长期的紧缺经济和我们人口众多,使大家突然在新的这种时代条件下都要选择我先占上,我要成为极致,我要最好,然后忘了它可能给你带来非常大的危害。

  主持人:

  像这样的心理,你说我们多长时间可以调试到比较适度的一个状态呢?

  白岩松:

  我觉得有些事情可以调试。比如说像一些消费性的东西,我们可以慢慢调试,因为它对你直接产生的是物质的危害,你挣的钱白扔进去了,但是对于像抗生素和输液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能等。

  我觉得首先的责任要从宣传和医生两方面共同去做,为什么?它直接对你的身体带来极度的危害,还不像说你一个月挣三千,但是非要吃咸菜,凑够几个月的工资要去买LV。现在我觉得随着大家慢慢富裕了之后,这个会慢慢地过去。可是,抗生素滥用以及点滴这样的东西不能等,所以我觉得要尽早有一种更严格的规定,迅速使我们回落到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准上,我们不能总是领先于世界三倍的输液的量吧?

  主持人:

  当医疗资源依然紧张,医保投入还不足的时候,我们却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过度:输液的过度、剖腹产的过度、抗生素的过度,这些现象是如何产生的,稍候我们继续。

  (播放短片)

  记者:

  你喜欢给你看病的爷爷吗?

  河北就诊患儿:

  喜欢,因为他不给我打针。

  患者家长:

  我觉得他医术挺好,而且医德特别好,能吃药的不让打针输液,这点挺好,孩子也比较喜欢。

  解说:

  孩子们喜欢的这位爷爷叫胡皓夫,他是河北省儿童医院的名誉院长,年过八旬,从医50多年。今天,他让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于,坐诊的几十年间,他只开一些抗病毒的药和中药,为孩子治病。近20年,他只给一个休克的孩子做过肌肉注射,孩子们亲切地称呼他“不打针爷爷”。

  电话采访 河北省儿童医院名誉院长胡皓夫

  胡皓夫 河北省儿童医院名誉院长:

  从89年开始,我基本上就没给孩子打过针,尤其是5岁的小孩,尽量不要做肌肉注射,上呼吸道感染的病人90%是病毒感染,也就是90%的病人不需要用抗生素,但是我们其中70%、80%都用了抗生素。一个病程大概一周左右,这种病人最好休息,多喝水,即使不吃药他也可以自然恢复。

  解说:

  去年4月份,2009年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报告发布,其中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品种59%为注射剂。报告提示,静脉注射的给药途径风险较高,应重点关注。

  此外,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,中国的注射剂使用率为58.5%,而与之对照的11个亚非国家的注射剂使用率则在0.2%至48%之间。

  去年3月份,宁夏的两名新生婴儿“超级细菌”出生后感染“超级细菌”,尽管几天之后被治愈,尽管直到现在依然无法说清感染原因,但在当时这个案例还是引发了专家们的讨论。过度吃用抗生素会不会导致免疫力低下?有统计显示:中国人均年消费抗生素约138克,而美国仅为13克。此外,2006至2007年度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结果显示,全国医院抗菌药物年使用率高达74%,美英等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仅为22%至25%。

  字幕提示:2009年5月30日资料

  肖永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授:

  实际上大家都非常明白的,不光是抗菌药(存在这类问题),抗菌药只是所有的药品中间的一类。但是这一类药物,它确确实实占到了这个医疗卫生,医院里使用药物的很大一部分,基本上从现在看来,应该是25%到30%。

  记者:

  你能够算笔具体的经济账吗?

  肖永红:

  比如三级医院,我们说如果它药品的收入占到整个医院的40%。如果这个医院,三级医院规模我们都知道,可能一年的医院营业收入在10亿左右,算40%就是4亿,抗菌药占4亿的30%左右,那就是一点几亿。

  电话采访 河北省儿童医院名誉院长胡皓夫

  胡皓夫:

  现在我们卫生部也有抗生素合理应用的指导原则,但是现在缺少管理、缺少监督,所以有点纸上谈兵。现在到哪个药房去,你只要说我要什么抗生素,头孢一代、二代、三代,都可以买到,所以这样的话是非常可怕。

  解说:

  医院的利益,患者的要求,医生的无奈,常识的缺失,尽管存在种种问题和困扰,但是面对健康受到威胁,我们还是要问,医生开处方时能否不要放弃应有的慎重和强硬?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又能否建立起强有力的医疗监管体系?

  主持人:

  希望能多一点“不打针爷爷”这样的医生。我们再来听听黄建始教授的观点。黄教授。

  黄建始:

  您好。

  主持人:

  有患者说,当医生给我开了单子,让我去输液的时候,我怎么敢不去?有医生说,当患者要求他要输液的时候,我也不敢不让他输。怎么看这样的一种医患关系?

  黄建始:

  我觉得,这要从大健康观来解决这个问题,至少有三样事情是可以做的:

  第一,有关职能部门应该在定价等政策方面,不鼓励输液,而是应该鼓励科学的用药。台湾有一个先例,几年前我曾经到台湾,问了台湾这个事情。台湾的院长告诉我,其实30年前、20年前台湾也是这样子的,后来台湾的医管局就规定,你输液大概就相当于人民币十几块钱,医院没有人愿意去输液了,赚不到钱。现在输液造成的这个空间很大,这是第一条,从供的方面。

  第二,需的方面。有关职能部门应该在分配医疗资料的时候,加强健康教育的力度,提高我们国人抗病和管理自己健康的智慧。现在信息已经不够了,要学会怎么利用信息。

  第三,我们的医疗部门专业人员,还有社会的其它部门,要整个社会养成一个风气,让我们中国人都能知道聪明地看病,聪明地管理健康,而不是傻乎乎地被误导去干一些南辕北辙的事情。

  主持人:

  我有一个小的担心,也是一个细节问题,想请您帮忙。我担心有观众朋友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,要谨慎输液了,正在输液的朋友说,我该怎么办,我是不是要停了?您能不能给一个回应?

  黄建始:

  应该不停,应该听医生的话,这就是叫聪明地来管理自己的健康,聪明地看病,而不是根据这个一说就这样做,那个一说就那样做,应该尊重医疗人治病的措施。

  主持人:

  既要遵医嘱,也要有一个自己的判断,谢谢黄教授。

  黄教授提到一个概念叫“聪明地看病”,这还有点儿新颖。

  白岩松:

  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。它解决了那些在患者的压迫之下,让患者打点滴的医生的情况,这样的话你听医生的话,医生就会心平气和地让你吃药等等。

  但是没有解决另一半,出于利益而要让你明明能够吃药,但是变成了打点滴的情况。在美国恐怕是用医疗保险等等这样的约束,让你没法这么做,而我们这个问题其实讨论很久了,我们需要在医院里建立怎样的一种监管系统,对这样一个处方,过度使用的处方,过度治疗的处方形成一种监管。让医生,不愿意给你开药的人,由于患者的进步可以不开了;但是那些想要玩命给你开药的人,出于一种监管不能开了,这个时候我们才接近百分之百地解决问题。

  主持人:

  其实在医生面前,我们患者是非常乖的,基本上不大会挑战医生的权威。

  白岩松:

  但是有的时候是要学一点,在我们的身边当一个消费者不说了吗,去菜市场你要带秤,你要带化学试剂等等很多。去医院的时候,你要了解一些常识,比如说你教给我的,小萌教给我们说,三种情况下你可以打点滴,我们可以每个人去比较一下。

  第一,吞咽困难,同时也没有办法注射肌肉针,比如说经常容易痉挛或者怎么样,崩针等等,那没办法,或者想其它的办法。

  第二,严重的吸收障碍。比如说呕吐、严重腹泻,你没法吃药,需要大量补充营养和体液。

  第三,病情危重,发展迅速,药物在体内必须达到非常高浓度的时候才可以起作用。

  如果不是这三条,你最好不用采用输液这种方式。我觉得,当你了解一点这种情况的时候,就可以自己做一下判断。

  主持人:

  这一比照就觉得,好像很多情况下都不用输液了。

  白岩松:

  我觉得最后记住一句话挺重要的,2002年的时候我们在做抗生素的滥用,当时在“时空连线”的时候,两做了两期还是三期我忘了。我收获了一句话,医生告诉我们,难道你没有发现,我们正在用过度使用抗生素或者说打点滴的这种方式,让自己变得更弱,而让你的对手病毒变得更强,而我们人类将成为最终的受害者。

  主持人:

  你刚才说到一个媒体责任的问题,你看2002年就大规模地关注了抗生素滥用,但是到现在思路也还没有根本地解决掉。比如今天我们说输液的问题,也许在现实当中人们也不能很快地就有这种意识,我们应该怎么做?

  白岩松:

  我觉得作为一个媒体,对于生活中很多很多的事情,包括矿难等等很多的事情,一样,关注一次,你就以为会一劳永逸了吗?不会。关注它,再发生,再关注它,继续发生,慢慢地使人群当中,可能这种明白或者说改变的东西,一点一点在生长。我们也不能过于放大自己的力量。

  主持人:

  所以我们也不怕当一个唠唠叨叨的人,在某些问题上。

  白岩松:

  对.

来源:      时间:2011-2-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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